韓愈到底諛墓不諛墓，後世有針鋒相對的兩種意見。這場爭論曆千年而至今仍未完全達成共識。從韓愈現存的碑誌、祭文來看，雖也有少量為大人物曲諱之處，如給唐憲宗的舅爺王用所撰《贈工部侍郎太原郡公神道碑》，給韓弘所寫《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等，即有虛諛不實之處。但就其總體來說，他為達官顯貴所撰實在不多，而為中小官吏、至親好友所撰的確不少，甚至在給他的摯友柳宗元所寫的墓誌銘中也敢直言自認為柳宗元的不足之處。韓愈自己在《題歐陽生哀辭》中說：“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則吾之為斯文，皆有實也。”韓愈的話基本上是可信的。清代大學問家章學誠談及此事時說：“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大書深刻，群推韓碑。然諛墓之譏，當時不免。今觀墓誌諸篇，實未嚐有所苟譽（隨便稱譽）。唯應酬牽率（隨便對付）無實之文，十居其五。”（《文史通義》外編三《答某友請碑誌書》）章氏所言，頗為中肯。
當然，我們在議論韓愈是否諛墓的問題時，千萬要考慮到這種文體的特點：人已離去，多說說他的好處，多說幾句稱頌的話，以寄哀思，乃人之常情。萬不可將一些習慣用語統統歸之於“諛墓”。古人如此，今人也如此。如今某人去世，單位給開個追悼會，念篇悼詞。即使是一個很普通的人，悼詞中也會用上“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幾十年如一日”之類的話，都是人們對死者的一種感情寄托，不得以諛墓論。
韓愈是無可爭議的碑誌文專家，對傳統的這類文字進行了大膽的改造和創新，成為他古文創作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且後世公認是他各類文體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分。章學誠甚至有“韓碑杜律”之說，把韓愈的碑誌文和杜甫的律詩相提並論。曾國藩認為後世碑誌文的很多寫法“皆韓公創法，後來文家踵之，遂援為金石定例。”韓愈的碑誌文成為後世此類文字的範式，歐陽修、王安石等一流的墓誌銘專家都遵循的是韓愈的路子。所以我們萬不可以“諛墓”二字抹殺韓愈對這種文體的重要貢獻。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