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是中唐時期幾乎與柳宗元齊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他雖比柳宗元大一歲，但二人卻同年進士及第。在唐代，同科進士稱為“同年”，這種特殊關係在激烈的官場鬥爭中顯得尤為重要。這種“同年”之誼，使他們在思想傾向、政治態度、生活道路，以及文學觀念上多有一致之處，使他們之間結下了終生不渝的友誼。
劉禹錫於貞元九年（793）中進士，於貞元十一年授太子校書，屬於東宮的屬官。柳宗元和王伾、王叔文結識，大概是由劉禹錫的介紹；貞元十七年，劉禹錫調任渭南縣主簿，渭南也是京兆府屬縣，這使他和名義上的藍田尉、實際上留在京兆府的柳宗元多有接觸；貞元十九年（803），柳宗元入朝為監察禦史裏行，而劉禹錫也被提拔為監察禦史，劉、柳和韓愈一起在禦史台度過了一段極有意義的時光。但不久，韓愈因論天旱人饑得罪權貴，被貶為陽山令；而劉、柳則在京積極參與了永貞革新活動。二王執政後，柳宗元被任為禮部員外郎，劉禹錫則被任為屯田員外郎兼判度支鹽鐵案，同時成為革新集團的核心人物。革新失敗後，他們同時先被貶為州刺史，隨即加貶為州司馬，同成為“八司馬”之一。此後十年，二人雖未能謀麵，但一直有書信往來，相互同情、支持，進行學術探討，友誼不斷加深。元和十年，他們又一同被召回京城，一個月後，又同時被貶作遠州刺史。劉禹錫被貶為播州刺史後，柳宗元的“以柳易播”之舉更證明他們之間友誼之真誠。
這次貶官的最後結局是：柳宗元被貶為柳州刺史，劉禹錫被貶為連州刺史。此次雖然實質上仍是貶官，但名義上卻是“赴任”，所以較之十年前貶為州司馬時，朝廷的限製是寬鬆多了。因此，劉禹錫和柳宗元得以同行，且行程也較為從容。二人經商州，下漢江，渡洞庭，溯湘江，直到衡陽。因劉禹錫要在此改行陸路赴連州，而柳宗元則需繼續溯湘江去柳州。二人臨江依依惜別，柳宗元寫下了《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一詩，訴說自己經十年流放後被召入京，本抱複起希望，又被放逐嶺南。看到漢代伏波將軍南征時走過的荒涼古道和掩沒於草木之中的古墓，深感自己的前途也像這番景色一樣蒼涼。因為自己性格不合於世俗而橫遭非議，徒有文名也不為當世所用。在如此黯淡的情景中與友人分手，實在令人悲傷流淚。劉禹錫也寫下了《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的答詩，他想到自己兩次被貶連州，加上被貶朗州，已是“三黜”。命運多舛，事業無成。而今貶途中與友人分別，目送大雁北歸，耳聞哀猿悲啼，此後與朋友身處異地，隻有相望相思了。柳宗元再賦《重別夢得》詩：“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日歧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鄰舍翁。”又賦《三贈劉員外》詩：“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今日臨歧別，何年待汝歸？”詩中雖銳氣不及當年，傷感情緒濃鬱，但老友之間的深情，以及做“鄰舍翁”“待汝歸”的渴望，仍催人淚下。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