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時任監察禦史館閣校勘的歐陽修，因替範仲淹無辜被貶抱不平，致書高若訥，罵其不知人間有羞恥事，高若訥持此信到朝廷告發，指控“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廷意逐賢人，所損不細”，誣歐陽修和範仲淹為朋黨。歐陽修因此被貶為夷陵令。朝廷給歐陽修的《製詞》，用語相當嚴厲，如說：“近者範仲淹樹黨背公，鼓讒疑眾，自幹典憲，爰示降懲。爾托附有私，詆欺罔畏，妄形書牘，移責諫臣，恣陳訕上之言，顯露朋奸之跡，備見狂邪，合治嚴科……”顯然是把歐陽修當作範仲淹的朋黨加以懲處的。範仲淹是無辜被貶，歐陽修寫信給左司諫高若訥，是“發於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與盧師魯書》），歐陽修隻是出於正義感，並無私人目的，因此被貶官，實在是一樁冤案。其時，集賢校理餘靖因上書論範仲淹事被貶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因論範仲淹事，義憤填膺地自認是範仲淹之黨，亦被貶為監郢州酒稅。
夷陵屬峽州，即今湖北省宜昌市。當時的鄂西山區相當荒僻。歐陽修自京師沿汴河、淮河，又溯江而上，至十月到達夷陵。他一路走來，處處觸景生情，寫下不少詩作。如其《黃溪夜泊》：“楚人自古登臨恨，暫到愁腸已九回。萬樹蒼煙三峽暗，滿川明月一猿哀。非鄉況複驚殘歲，慰客偏宜把酒杯。行見江山且吟詠，不因遷謫豈能來。”又如《望州坡》：“聞說夷陵人為愁，共言遷客不堪遊。崎嶇幾日山行倦，卻喜坡頭見峽州。”景色之淒涼，路途之苦況，懷國思鄉之情，被貶的憤慨不平，一寓諸詩中。其母年已半百，亦隨歐陽修到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瀧岡阡表》）母親的豁達與理解，給了歐陽修極大的精神安慰。
歐陽修來到夷陵，頗多感受，其《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一詩具體記敘了他的見聞和思想：“三峽倚岧嶢（tiáoyáo，高峻）同遷地最遙。物華雖可愛，鄉思獨無聊。江水流青嶂，猿聲在碧霄。野篁抽夏筍，叢桔長春條。未臘梅先發，經霜葉不凋。江雲愁蔽日，山霧晦連朝……巴賓船賈集，蠻市酒旗招。時節同荊俗，民風載楚謠。俚歌成調笑，摖（qì，祭）鬼聚喧囂……白發新年出，朱顏異域銷。縣樓朝見虎，官舍夜聞鶚。寄信無秋雁，思歸望鬥杓。須知千裏夢，長繞洛川橋。”在這首給友人蘇舜欽的答詩中，具體描繪了夷陵的自然景物，當地的民俗風情，而城裏有老虎光顧，官舍可聽貓頭鷹叫的恐怖，自己白發新生，紅顏日消，遙望北鬥思鄉，夢思東都洛陽的苦況，都給人以此地“非人所居”之感。但歐陽修在這裏也有其自得其樂之處。在與《與尹師魯書》中，他認為官吏因言事被貶乃尋常之事，故反對在貶所作“戚戚之文”。為此，他把自己在夷陵的住所命名為“至喜堂”。在《夷陵至喜堂記》一文中，他既寫了夷陵的偏遠貧困：“地僻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郛（fú，城牆），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居民住處簡陋，又俗信鬼神，古稱“蠻荊”，但這裏“風俗樸野，少盜爭，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桔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這裏不但使有罪者“忘其憂”，而且可使所有來這裏的官吏“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他除了和老朋友蘇舜欽、謝絳、梅堯臣詩歌往還以外，又交結了丁寶臣（元珍）這樣的新朋友。丁寶臣時任峽州軍事判官，有文名，與歐陽修友善。二人常結伴遊山寺，賞風景，詩歌贈答。歐陽修的名作《戲答元珍》更典型地反映了他在夷陵的生活和思想狀況：“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夜聞歸雁生鄉思，病入新年感物華。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此詩通過對夷陵二月無花冷落景象的描寫，抒發了自己謫居山城的抑鬱情懷和自為寬解之意。“疑不到天涯”“生鄉思”“感物華”，處處滲透著抑鬱不平的情懷，而最後說“野芳雖晚不須嗟”，雖是作者的自我寬慰，但流露出的卻“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