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義正詞嚴論朋黨

自仁宗景祐三年（1036）範仲淹、歐陽修等人以言事被貶官後，朋黨之說一直喧囂不息，使得不少有誌於改革之士不得進用。而麵對國家積貧積弱的現實，宋仁宗開始廣開言路和才路，銳意改革。慶曆三年（1043）三月，歐陽修由滑州召還京城，受命為太常丞知諫院，又罷黜宰相呂夷簡等人，範仲淹、富弼、韓琦等相繼入京，範仲淹任參知政事，富弼、韓琦任樞密副使，開始推行“慶曆新政”，以“明黜陟（zhì）”“精貢舉”“均公田”“厚桑農”“修武備”“減徭役”“覃（tán，深）恩信”“重命令”等十條為主要內容。仁宗也親降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有改革。這就觸犯了保守派官僚們的利益。“小人不悅，一時知名士，見謂為黨人矣。”（吳充《歐陽修行狀》）據《宋史紀事本末·慶曆黨議》載，慶曆四年夏，仁宗曾與執政者論及朋黨之事，範仲淹對曰：“自古以來，邪正在期，各為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但社會上，保守派仍到處散布流言，攻擊範仲淹等人私立朋黨，妄圖離間仁宗與革新派之關係。歐陽修一向與範仲淹關係密切，論事又直言不諱，因此，他和當時的宰相杜衍等都被看作是範仲淹的“黨人”。在此情況下，歐陽修便寫下了《朋黨論》一文。可見，朋黨之說，已成為當時革新派與保守派政治鬥爭中的一個焦點。歐陽修寫此文，目的就是駁斥政敵的攻擊，諷諫宋仁宗。 朋黨，即黨與，即為私利而糾結在一起、排斥異己的宗派集團，這裏即泛指政治集團。歐陽修的《朋黨論》開門見山即寫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接著便展開對君子、小人之朋的議論：“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何故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其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信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相得益彰）；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接著，文章又列舉曆史事實，說明曆代帝王，凡重用君子之朋者，則興；凡重用小人之朋者，則亡。最後又告誡說：“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也。”諷勸仁宗借鑒曆史的經驗教訓。 此文既沒有從辯解的角度將其寫成一篇辯誣的文字，也沒有寫成一篇單純的駁論文章，而是從承認朋黨，區別朋黨，讚揚君子之黨的角度立論。朋黨是客觀存在，但能否區分君子、小人之朋，能否真正進用君子之朋，斥退小人之朋，全在於皇帝的決斷。所以歐陽修此文，實際上是在給宋仁宗上政治課，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來教訓皇帝。歐陽修在文中陳述道理，列舉史實，針砭時弊，直言極諫，無所顧忌。這樣的憤激之文，既是對皇帝的勸諫，更是對製造朋黨謬論的保守派的沉痛一擊。在“朋黨”之論甚囂塵上之際，歐陽修義正詞嚴地縱論朋黨，既表現了他的膽氣，也表現了他文章之成熟。 這篇“破千古人君之疑”（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歐陽文忠公文鈔》）的文章，在當時引起極大反響，也引起保守派的極端仇視，歐陽修也就成為政治鬥爭中的“出頭鳥”。他此後備受保守派的攻擊和誣陷，與他寫此文大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