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詞壇雖也孕育著改革，但由於種種原因，它卻未與北宋的詩文革新同步進行，其總體上仍承襲五代時花間詞和南唐詞之餘緒，仍襲用豔情、別情等舊有題材和傳統的小令行事，為滿足士大夫的歌舞宴享而創作，“詩莊詞媚”的觀念仍在主導詞的創作。且宋初詞壇，詞人多為高官。他們高官厚祿，生活優遊，加之最高統治者倡導享樂，舉國上下，到處燈紅酒暖，淺斟低唱，這樣的社會環境和風氣，是詞走上老路的最適宜土壤。而文人們的私生活也相當自由，在家有成群的姬妾歌伎，在外有官伎侑酒唱曲，這也為他們的豔詞創作提供了生活基礎。歐陽修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其詞的創作，自然不能不受時代的濡（rú）染。
歐陽修的詞，《六一詞》和《醉翁琴趣外編》共存二百四十餘首。其內容除寫景、抒懷、詠史外，豔情也是主要內容之一。如其《南歌子》：“風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走來窗下笑相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弄筆偎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閑妨了繡工夫。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盡管寫得真切、生動、但確涉豔情。王國維在其《人間詞話》中說：“馮正中《玉樓春》詞：‘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婦，莫為傷春眉黛促。’永叔一生專學此種。”說歐陽修“專學”馮延巳寫豔詞，未免言過其實，但他看到歐陽修寫了不少豔詞，則是事實。宋人陳振孫在其《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中說：歐詞“多有與《花間》《陽春》相混者，亦有鄙褻之語一二廁其中。”這既說明了歐詞與花間派和馮延巳詞之相近，又想為歐陽修開脫，稱其“鄙褻之語”為《花聞》《陽春》所混入。
宋初詞人私生活放浪，他們寫豔詞本是很自然的事，不足為怪。但若是柳永之類的浪子詞人，也就罷了；若遇到像晏殊、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這樣的大人物和正人君子，那就有些麻煩了。有人就認為像這樣人品高尚的名臣是不會寫格調如此低下的詞的，一定是別人誣陷栽贓。對這樣的問題，宋人的辦法有二：一是刪。就是在給這些名人出詞集的時候，其子弟、門人們，認為這些詞有損於尊大人的光輝形象，故有意將其刪去；二是為其辯護，說明這些東西是出自他人之手。如晏幾道替其父晏殊辯護（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六），薑明叔為司馬光辯護（見楊慎《詞品》），胡仔為蘇軾辯護（見《苕溪漁隱叢話》），而羅泌（bì）、曾慥（zào）等為歐陽修辯護，都是顯例。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