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講到北宋之“熙寧變法”與“元祐更化”者，無人能避開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凡讀過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者，無人不知二人是政治上的對頭。王安石與司馬光持不同政見，鬥爭激烈，這是事實；但若真的以為二人是不共戴天的冤家對頭，則未必然。
《宋史·王安石傳》曰：“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同”貽“，送，致）書反複勸之（指新法），安石不樂。”這裏給我們透露了兩點信息：一是王安石和司馬光原是“素厚”之“朋友”；二是二人因對變法持不同觀點而分道揚鑣。
司馬光生於1019年，卒於1086年；王安石生於1021年，卒於1086年，司馬光年長王安石兩歲，二人又同年去世，可謂“年相若”；司馬光於仁宗寶元元年（1038）中進士，王安石於仁宗慶曆二年（1042）中進士，並多次為同僚，如仁宗至和元年（1054），二人同為群命司判官；治平四年（1067），二人又同為翰林學士，可見二人少不了交往。王安石力主變法；司馬光在仁宗嘉祐年間多次上書言事，在講到財利之事、選人之道等問題時，觀點與王安石頗有相同之處。由此，我們甚至可以說二人“道相似”。王安石也承認他們“遊處相好之日久”。那麽，這兩位“年相若”“道相似”的朋友，何以長期處於對立的境地呢？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說：“竊以為與君實遊好相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關鍵在於“所操之術多異”，即改革社會的主張不同：司馬光主要講“省用”“節流”，反對與民爭利，而王安石則重在“開源”。司馬光與歐陽修等人主張“擇吏為先”，而王安石則主張“擇術（措施、辦法）為先”。這正是二人在政治上反目的根本原因。
在二人同為翰林學士時，一次神宗召學士議政，司馬光講“救災節用”，王安石認為“當世之務”在於“得善理財者”，這樣可以“不加賦而國用足”。司馬光認為這些所謂“善理財者”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二人爭議不已，神宗則表示“朕意與光同”，但也並未照司馬光的意見辦。後王安石行新法，司馬光多次寫信表示反對。熙寧三年（1070）二月，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一封長達四千言的長信——《與王介甫書》，全麵批評新法，王安石立即回了一封——《答司馬諫議書》，從“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和“天下怨謗”等方麵逐條駁斥了司馬光的觀點；接著司馬光又有給王安石的第三封信，又逐條駁斥了王安石對他的指責，可見二人在政見方麵的分歧是無法彌合的。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