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神宗和司馬光交談後，想重用司馬光，於是去征求王安石的意見。王安石說，司馬光“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交往）盡害政之人”，如重用司馬光，等於給反對派樹立了旗幟。後王安石因韓琦上疏反新法而稱病“臥家求退”，神宗於是拜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司馬光堅決推辭。司馬光提出的條件是“罷製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否則決不上任。司馬光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此後又居洛陽十五年，主要精力在編修《資治通鑒》。可見，王安石兩次罷相，都與司馬光無直接關係。哲宗即位，高太後聽政，重用司馬光實行“元祐更化”，盡廢新法。
司馬光和王安石這對原來的朋友，因政治觀點不同而一直對立到他們生命的終結，但司馬光從未把王安石當成壞人。元祐元年（1086）三月王安石病逝，司馬光在《與呂誨叔簡》中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之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複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司馬光不僅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而且以超然大度對王安石變法中的疏失予以諒解；不但建議朝廷對王安石“宜優加厚禮”，而且指出要防止“反複之徒”對王安石的“詆毀百端”。這充分顯示了二人之間的深知、信賴和理解。
其實，王安石和司馬光除政見有所不同外，都是光明磊落的政治家，道德文章卓著的仁人君子。《三朝名臣言行錄》引《邵氏聞見錄》雲：“荊公（王安石）溫公（司馬光），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zhi，滋生）貨利，皆同……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此說頗為公允。在“文恬武嬉”的北宋，能夠做到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聚財貨者，可謂鳳毛麟角。王安石熙寧變法，司馬光元祐更化，二人政見不同，各行其事，但目的都是為了國家，而非各營其私。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