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有極高的文學天賦，但他的人生追求，首先不是成為一位文學家，而是要成為一個能夠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家。他在少年時期，就通過讀石介的《慶曆聖德詩》了解了慶曆新政的概況，對範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這四位慶曆新政中的“人傑”十分敬仰。但慶曆新政失敗後的二十餘年間，無人再提改革之事，蘇軾對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社會狀況非常不滿，渴望社會改革。早有“奮勵有當世誌”的蘇軾，在其應製科考試時所進的《策進五篇》中就說：“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取也。”力勸仁宗勵精圖治，革新政治。但當他為其父守喪期滿，第三次出蜀入京時，正是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輕氣盛的宋神宗啟用已久負盛名的王安石實行“熙寧變法”。
王安石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在政治、經濟、軍事、商業、農業、治安、科舉等各個領域推行一係列新政，而蘇軾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他將社會上“有立法之弊”和“有用人之失”的問題歸結於新政本身，並寫下了《上神宗皇帝書》，洋洋萬言，全麵批評新法。他的意見不但沒有被神宗和王安石接受，相反，王安石的圈子裏有人就暗中羅列一些不實之詞彈劾蘇軾。據《宋史·本傳》載：“安石滋怒，使禦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由於沒有拿到過硬的證據，未能整治蘇軾，但蘇軾已深感處境危險，自己難於在朝廷自安，於是力求放外任。不久，即出為杭州通判。此後又知密州（今山東省諸城縣）、徐州（今江蘇省徐州市）和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由於他對新法不滿，在地方官任上又看到新法所產生的弊端，於是一些批評、譏諷之語，屢見於其詩文。“以詩托諷，庶有補於國。禦史李定、舒亶（dǎn）、何正臣摭（zhí，摘取）其表語，並媒蘖（niè，借事誣陷構罪）所為詩以為訕謗”（《宋史·本傳》）此三人斷章取義，整了蘇軾的材料，以詆毀新法的罪名，於元豐三年（1079）在湖州將蘇軾逮捕，入禦史台獄，欲置之死地。這就是有名的“烏台詩案”。漢代的禦史府中有柏樹，常有烏鴉數千隻棲息於其上。故禦史台又稱“烏台”。由於缺乏過硬的罪證，加上宋神宗的憐愛，連已退休的王安石都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蘇軾因此得以出獄。蘇軾於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入獄，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獄，在獄曆時一百三十天。這次的結案判詞是：“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周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團練副使已是閑散官員，又明令他不許辦公，可見處罰還是很重的。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