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過了一天，五月十九日，欽差吏部右侍郎楊嗣等人的奏折到京，奏稱：奉旨查審薩哈諒“貪婪不法，款跡確鑿”，照律計贓擬罪。乾隆帝降旨：薩哈諒前任廣東布政使，聲名不好，且趨奉鄂彌達，故朕將其左遷山西按察使，繼因山西布政使缺出，一時不得其人，將其補授，以觀後效。今楊嗣等人的本內談到，薩哈諒在臬司任內，已有劣款種種，及升任藩司，婪贓尤多，共計一千六百餘兩，且實係科派屬員，重收尾封，贓私入己，並非公項餘銀應報不報者可比。當時庫吏言稱舊例所無，力行稟阻，而薩哈諒斥其膽小，悍然不顧，“則其始終狡詐，藐法負恩，罪實難逭”，著“三法司從重定擬，以昭炯戒”。②。
刑部等衙門遵旨議奏，請將喀爾欽擬斬立決，將薩哈諒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乾隆帝批準此議，喀爾欽解到刑部後，立即正法。
乾隆帝乘此時機，於五月二十八日連下兩道諭旨，狠煞貪風，整頓吏治。他在第一道諭旨中，列舉山西官員貪婪不法苛索民財諸弊，責令他們痛改前非。他說：山西地方，自石麟為巡撫以來，因循舊習，吏治廢弛，繼以薩哈諒、喀爾欽貪縱無忌，而各屬浮收濫取之弊，更相習為固然。如征收地丁錢糧，每兩例加耗羨一錢三分，今加至一錢七八分不等，更有加至二錢者，若如此征收，民何以堪。至鄉村編氓，有以錢納糧者，每兩銀折收大製錢一千零三十文，按時價合算，“計一兩加重二錢有餘，是耗外又加耗矣”，“小民有限脂膏，豈能供官吏無厭欲壑”。其他如需索鹽店當商陋規，買取貨物，任意賒欠，短發價值，或勒定官價，苦累行戶，“種種積弊，不一而足”。在晉省官吏中，並非沒有潔己自愛之人，然而“積習已久，效尤成風，故貪黷者常多，廉潔者常少”。“民生吏治，關係匪輕”。朕特施寬大之恩，既往不咎，自今以後，“著嚴行禁革，務使痛改前非，潔己恤民，奉公守法”，若不改悔，朕一聞知，即派大員徹底清查，水落石出，“必將大小官員從重治罪，不少寬貸”。《清高宗實錄》卷143，頁19、20.
這道諭旨將山西貪風盛行民難承擔之情，講得十分清楚。僅就地丁錢糧而言，每兩本應隻加耗羨銀一錢三分，而各級官員卻加至一錢八分甚至二錢，每兩地丁賦銀多收了耗羨銀五分至七分。姑按六分銀計，此時山西全省地丁賦銀約為三百萬兩，各級官員利用這一方式多向晉民征收了白銀十八萬兩。再加上“耗外之耗”，鄉村農民和中小地主以錢納糧，每兩多交二錢餘銀子，若按全省三分之二的地丁銀係鄉民所交，則官員又多征銀四五十萬兩。兩項相加，晉省官員僅通過地丁錢糧的加耗和“耗外之耗”，每年就榨取民財六七十萬兩銀子，民何能堪！正如乾隆帝所說：“小民有限脂膏，豈能供官吏無厭欲壑”！
第二道諭旨是訓飭科道官員糾參貪官墨吏。乾隆帝說：科道職司言路，為朝廷耳目，凡有關於民生利弊之事，皆當留心訪察，據實上聞。即如山西巡撫石麟之廢弛，布政使薩哈諒之貪黷，各屬浮收重耗，甚為民累，科道等官每將無幹瑣務陳奏朕前，“而此等緊要大端，並不指實糾參，豈果出於不知耶？抑明知而不言耶？”至本省之人，於本省事務，見聞尤切，知之必悉。給事中盧秉純，本係山西人，石麟蒞任甚久，薩哈諒劣跡多端，“盧秉純豈得推為不知，而並未一經參奏，何也？”現特頒諭旨，通行申飭科道等官，嗣後當留心訪察各省有關民生利弊之事，一有確據，即指實糾參，若知而不奏，必將本省之科道官議處一二人，以示警戒。《清高宗實錄》卷143，頁20、21.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