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王？望赴任之後的第六個月，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王上折奏稱：收捐的安西州、肅州及口(內)外各屬，到九月底止，共捐監生一萬九千零一十七名，收各色糧八十二萬七千五百餘石。乾隆帝覽折後頓起疑心，於十一月十九日就此事下諭，除了肯定王係“承辦認真”外，著重指出此事“情理多有不可解處”。諭旨具體講了有四“不可解者”。其一，甘肅人民艱窘者多，安得有二萬人捐監？若係外省商民到此報捐，則京城現有捐監之例，眾人何以舍近而求遠？其二，甘省素稱地瘠民窮，本地人民食用尚且不敷，焉有如此之多餘糧供人采買？若言商賈從他處搬運，至邊地上捐，則沿途腳價所費不貲，商人怎肯為此重費捐納？若係收至近地，邊民素無儲蓄，為何忽然之間有此豐贏？其三，半年收捐之監糧，即多至八十餘萬石，一年則應有一百六十餘萬石，如此下去，年複一年，積聚日多，勢必添設倉庫收貯，陳陳相因，不免潮濕損壞，似此經久發紅的陳糧，怎樣動用？其四，若言每歲春間出借種子口糧需費甚多，如不開捐，則不得不采買，歲需價銀一百餘萬兩，但是，此穀畢竟係購自民間，與其斂餘糧歸之於官，複行出借，何如多留米穀於閭閻，聽其自為流轉？諭旨責令總督勒爾謹將此四“不可解”逐一詳細查核據實上奏。
不久，勒爾謹遵旨上奏：甘省報捐監生，多係外省商民，由於新疆開辟，商賈流通，兼之路遠物稀，“獲利倍厚”，安西、肅州又為邊陲門戶，商民皆必經過此處。近年糧價平減，他們以買(賣)貨之銀，就近買糧捐監，較赴京捐監更為捷便，故“倍形踴躍”。甘省過去雖稱地瘠民貧，“蓋藏原少”，但連年收成豐稔，殷實之家積糧日多，實係本地富戶餘糧，供捐生采買，並非運自他處。今報捐之例，“在捐生出餘貲買糧上捐，固所樂從，而本地富戶糶糧得價，亦無勉強，雖斂粟歸官，實複散之於民，均稱利便”。乾隆帝一時找不出什麽破綻，便批示說：“爾等既身任其事，勉力妥當為之可也。”《清高宗實錄》卷971，頁14、15.其實，勒爾謹此奏，全係按王？望之意，“飾辭具複”，把皇上的疑問搪塞過去，實際上號稱捐監所收的八十餘萬石糧食，並無顆粒入倉，完全是紙上之數。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王？望擢任浙江巡撫。這也許是皇上獎其捐監有功吧，因為，從三十九年四月批準捐監開始，不到三年，就收到“監糧”六百多萬石，約有十五萬名商民納糧而成為監生。監糧之多，監生之多，這不僅在陝甘是空前未有之事，就是在全國，也算是名列第一。地瘠民貧糧食短缺的甘肅，三年內突增六七百萬石“監糧”，確是了不起的大事，對甘省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將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要知道，此時甘肅全省在冊田地隻有二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餘頃，征田賦銀二十八萬餘兩、糧五十二萬餘石，銀糧合算不過征糧八九十萬石。現在“監糧”有六七百萬石，超過甘省全年額賦七八倍，數目之大，可想而知。如果再聯係到十幾年前平準定回之戰中，從陝西等省運往甘肅肅州供應前線軍營之用的軍糧，一石米的腳價需數石米，更可想象出這六七百萬石“監糧”價值之寶貴。
乾隆帝在擢任王？望為浙江巡撫時，做夢也未想到這位“能臣”所收的六七百萬石“監糧”，竟全係紙上之數，倉庫之中一粒未有。四十五年春乾隆帝五下江南時，王？望在浙江竭力逢迎，“供張甚侈”，帝雖戒其毋再如此鋪張，但還特別下諭，以其母鄧氏年逾八旬，而加恩賞給禦書匾額及大緞二匹、貂皮四張。
此時王？望官居從二品，身為一省之主的封疆大臣，又以“能臣”見知於帝，家財數百萬，富貴榮華，誌得意滿。他萬萬沒有想到，氣象之報，竟使他這位“能臣”原形畢露，成為聲名狼藉死於刀下的大貪汙犯。
(二)雨多生疑天子覺察偽報旱災吞沒賑銀巨案。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