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諭下達之後的第二十一天，六月十三日，乾隆帝依據阿桂、曹文埴的奏報，下諭對浙省虧空一事作了結論。諭旨說：前經阿桂等奏稱，查明浙省虧空銀兩已彌補和未彌補的實際數量，“詳核定議”，請將福嵩等交部嚴加議處。此奏折已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浙省虧空一案，大局已定”。所有倉庫彌補未完銀二十五萬三千七百餘兩，與福嵩初報二十七萬餘兩之數，“有少無多，足見其尚無隱飾”，“福嵩尚無貪黷敗檢情事”，其咎隻是不能實力督催，以致逾限不完，失之柔懦，著加恩命其署理山西巡撫。《清高宗實錄》卷1256，頁14、15.
這道諭旨宣布了查辦虧空之事，已告結束，浙省並無新的虧空。它實際上也就是告訴文武大臣和浙省各級官員，竇光鼐所上浙省弊私多端之奏，純係捕風捉影無稽之談。
又過了十幾天，阿桂、曹文埴等人專門批駁竇光鼐之折送到京師。阿桂等人奏稱：竇光鼐所奏“永嘉、平陽等縣挪移勒派各款”，“俱經嚴密訪察，並無其事”。竇光鼐劾奏平陽縣知縣黃梅“丁憂演戲一節”，亦屬非實。查係本年正月，黃梅為母九十生日演戲，其母“一時痰壅，適於演戲之夜猝故”。《清高宗實錄》卷1258，頁3.乾隆帝於七月初三日下諭，同意阿桂之奏，並嚴厲斥責竇光鼐誣告黃梅丁憂演戲，是“汙人名節，以無根之談冒昧陳奏，實屬荒唐”，著予申飭，並令其據實明白回奏。《清高宗實錄》卷1258，頁3、4.
竇光鼐於遵旨回奏時，不顧風險，堅持正見，講了五個問題。其一，參劾前仙居縣知縣徐延翰將臨海縣生員馬借故“濫禁，因而致死”。其二，平陽縣知縣黃梅，“母喪演戲，係闔邑生童所言”。其三，平陽縣之虧空，始於黃梅。“該員以虧空太多，挾製上司，久據美缺，縱令伊子借名派索濫用”，“抗不彌補，通省共知”。其四，指責阿桂等大臣於議處虧空官員時，“未將黃梅從重辦理”。其五，欽差大臣所派人員赴平陽縣查審時，“為地方官所蒙”，現在自己“親赴平陽，查核確實，再行回奏”。《清高宗實錄》卷1260，頁2、3、4.
乾隆帝覽奏後，非常生氣，於閏七月初一日下諭，嚴厲斥責竇光鼐，將其交部議處。他也講了五個問題。其一，“浙省虧空一案，業經阿桂等查辦完結”，將乾隆四十三年以後曆任各員，擬以革職、暫行留任，按照在任日月分賠，勒限不完照虛出通關律治罪。“黃梅之罪，亦與他州縣相仿”，焉能單獨對其從重處治！其二，竇光鼐將參奏仙居縣知縣徐延翰之折，交與欽差尚書曹文埴看，“聲言汝等辦理此案，若不將徐延翰照故勘濫禁，治以重罪，我必將汝等參奏。並令告知阿桂、伊齡阿”。其此舉是“袒護劣衿，偏執己見，不自知其言之狂妄若此。”如照其言辦理，“將來劣生必致武斷鄉曲，目無官長，適足以成惡習而長刁風，尚複成何政體”！其三，竇光鼐堅持誣告黃梅丁憂演戲，是“汙人名節”，“禽獸不如”。其四，竇如至平陽縣後，滋生事端，“淩夷地方官，是伊自取咎耳”。其五，竇乃學政，“校士是其專責”，今乃必欲親往平陽訪查，“置分內之事於不辦”，殊屬輕重失當。“且其固執辯論，意在必伸其說，勢必陷明季科道盈廷爭執，各挾私見，而不顧國事之陋習，不可不防其漸”。竇光鼐著交部議處，“並將此通諭知之。”《清高宗實錄》卷1260，頁2、3、4、5.
(三)欽差巡撫伊齡阿連上謗疏萬歲大怒竇光鼐革職拿問。
竇光鼐雖然被帝貶稱為“迂拙”、“拘鈍無能”，即言其遲鈍呆笨，但再呆再笨，他對自己的處境也不會不了解。身為首輔與軍機大臣領班、國家之第一軍國重臣、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口銜帝命，全權主持浙省倉庫虧空問題的查辦，審案能臣、為帝倚任的第二位欽差大臣、戶部尚書曹文埴，曾任欽差大臣、現為浙江巡撫的伊齡阿，一致反對竇光鼐，再三堅持浙省沒有新的虧空，沒有大的貪汙問題，可以就此結案。威嚴無比的英君乾隆皇帝聽信了阿桂等人之言，下諭嚴責竇光鼐，並命交部議處。都察院會同吏部遵旨具奏，請將竇革去官職，盡管皇上尚未立即批準，但顯然形勢不妙。竇光鼐不會不感到已經處於孤立無援即將革職問罪的絕境，怎麽辦？他自然會回想幾十年的宦海浮沉。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