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乾隆帝尚以劉藻“本屬書生，軍行機宜，非所嫻習”，故僅予薄懲。不久，他進一步了解到，當何瓊詔逃遁時，劉藻竟畏敵如虎，由思茅匆忙撤回到普洱，如若緬兵尾追，後果不堪設想。劉藻已集兵七千餘，卻“托言瘴癘”，不敢進攻，“其檄調通省兵丁，忽調忽撤，漫無成算”，“節次所奏諸折，可笑可鄙之處，尤不可枚舉”，因而連發數諭，痛斥其過，並降旨將其革職，留滇效力，所有因調兵不合定例靡費的銀兩，著其賠補。《清高宗實錄》卷754，頁25，卷755，頁8―10、15―19.
劉藻因禦敵無方，安邊乏策，連遭帝斥，問罪革職，無計可想，於三月初三日夜間自刎，隨員搶救無效，數日後死亡。
三、楊應琚三疏蠱惑乾隆帝批準征緬。
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乾隆帝下了一道十分錯誤、危害很大的諭旨。他在這道諭中講道：
“據楊應琚奏，木邦土司呈稱，因遭緬酋殘刻，情願歸附，請俟天兵到彼，即將緬甸遣來監視之人擒獻。並現今召散逃往緬甸，已行文前往索取，如其不獻，應發兵辦理，等語。已於折內批示。楊應琚久任封疆，夙稱曆練，籌辦一切事宜，必不至於輕率喜事，其言自屬可信。況緬甸雖僻處南荒，其在明季，尚入隸版圖，亦非不可臣服之地。但其地究屬遼遠，事須斟酌而行，如將來辦理，或可相機調發克期奏功，不致大需兵力，自不妨乘時集事，倘必須勞師籌餉，或致舉動張皇，轉非慎重邊徼之道，該督務須詳審熟籌，期於妥善，以定進止。”《清高宗實錄》卷765，頁10、11.
此諭表明了三個問題。其一，以攻代防，方針大變。楊應琚以木邦土司“情願歸附”和檄獻召散為理由，欲圖發兵攻打緬甸征服緬甸。這與劉藻在任時所辦之事，有著根本性的差別。以前，是因孟艮頭目召散約集零星緬兵襲擾耿馬等內地土司，新緬王懵駁仿效舊緬王莽達拉之例向耿馬等土司索取歲幣，基本上是緬甸土司以及少數緬兵與久附於清的內地土司相爭，清朝官方稱之為“蠻觸相尋”。劉藻遣兵往戰，不過是為了綏靖邊境，驅走進入內屬土司的召散等人的部下和緬兵，使被騷擾的內地土司恢複正常秩序，緬甸國王並未大調兵馬對清宣戰，清政府亦無向緬進攻消滅其國的目的。現在，楊應琚不僅要將久為緬王統轄的木邦土司招服於清(實係兼並緬之領土)，而且要迫令緬王獻出召散，否則“發兵辦理”，臣服緬國，用兵的性質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其二，偏信狂言，草率決策。乾隆帝批準了楊應琚的建議，同意照其所說辦理。他的這一決定是極不慎重的。要想對外進行一場戰爭，尤其是像用兵兩千裏以外的“遠夷”緬甸，應當考慮很多問題，至少要了解雙方軍力、財力、人力的對比和地理因素，要具有相當大的成功的可能性，否則冒昧遠征，定會招致受挫，甚至全軍覆沒。如此重要的軍國大事，怎能僅僅因為楊應琚“久任封疆，夙稱曆練”，“必不至於輕率喜事”，而聽信其言，決定征緬？實屬粗疏輕率。
其三，心有餘疑，帝意尚未全決。乾隆帝雖然聽信了楊應琚的意見，欲圖用兵緬甸，但以其地遼遠，亦有所猶豫，因此諭令楊應琚“詳審熟籌”，能順利進軍，“不致大需兵力”，能夠輕易取勝，就乘機征剿，“克期奏功”；如果困難較多，難以立見功效，“必須勞師籌餉”，就需認真考慮，視其情形，“以定進止”。當然，他的傾向性已很明確，確是躍躍欲試，圖謀臣服緬甸，再樹功勳。
此諭下達以後，過了一個半月，九月初九日，楊應琚的奏折送到了乾隆帝的龍案上。楊奏稱：接奉諭旨，籌辦緬甸事宜，“臣斷不敢冒昧喜功”。惟因緬兵“屢次侵擾土司邊境”，若不乘時辦理，恐土司地區不能安寧。“今緬甸既人心渙散”，木邦情願歸順，“是機有可乘”。前已密派土司可靠屬人，潛至緬甸，將其地方廣狹道路險夷，暗中詳細繪圖，不日進呈禦覽，其他預備調撥兵馬等事，現已密為布置，九月內擬前往永昌，“督辦此事”。“臣仰膺重寄，固不敢坐失事機，亦不敢輕舉妄動”。乾隆帝閱奏後，降旨對楊嘉獎。《清高宗實錄》卷768，頁9.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