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舒赫德二人之奏折上批示：“朕早知爾等必為此無恥之見，大非矣。且舒赫德臨去時朕未曾麵諭乎？汝一離朕前，必有乖張之事，竟是不知改之庸愚耳！”同日，四月十九日，他又諭軍機大臣：“舒赫德、鄂寧所奏密陳情形一折，深屬乖謬”，“若所稱招致緬夷一節，更屬無恥，大出意料之外”。“舒赫德在京，受朕調度，承辦諸事，頗能盡心，而一離朕前，即有此冒昧乖張之舉，實難倚任。舒赫德、鄂寧，俱著傳旨申飭，……二人即一同馳驛，作速來京”。《清高宗實錄》卷809，頁10、11、13、14、18、22，卷812，頁5，卷813，頁25.第二日、第三日他又四次下諭，嚴斥二人之奏是“所見大謬”，“甚屬乖張，可鄙可笑”，將二人“交部嚴加議處”，並革去舒赫德尚書和參讚大臣之職，不久賞給舒赫德都統職銜，赴烏什任辦事大臣，將鄂寧降補福建巡撫。
三十三年六月初四日，協辦大學士、公、副將軍阿裏袞關於緬甸乞和的奏折送到北京。阿裏袞奏稱：五月十六日，遊擊巴勒塔等押送被緬軍於木邦俘獲的貴州兵許爾功等人，來到永昌，許帶有緬甸“乞降文書”和楊重英之書及許之供折。據許爾功供稱：被俘至阿瓦後，分給被俘清官使用，“聞緬酋懵駁之母，不願與天朝打仗，時常勸沮伊子。懵駁與其屬下頭人等，聞大兵到來，亦皆望風生畏，是以商議乞降”。楊重英所呈之書稱：被俘後解到阿瓦，“詎料緬王不殺，屢有投誠之議，且緬國各頭目，俱願投誠。……如蒙允準，望即差官兵持文前來，該國即辦貢物，遣令緬目，同楊重英等解送前來。”《清高宗實錄》卷812，頁5、6.
緬人“乞降文書”是緬王的掌事官寫的，其書說：
“暹羅國、得楞國、得懷國、白古國、一勘國、罕紀國、結砦國、大耳國及金銀寶石廠、飛刀、飛馬、飛人有福好善之王殿下掌事官，拜書領兵元帥：昔吳尚賢至阿瓦，敬述大皇帝仁慈樂善，我緬王用是具禮致貢，蒙賜緞帛、玉器，自是商旅相通，初無仇隙。近因木邦、蠻暮土司從中播弄，興兵爭戰，致彼此損傷人馬。今特投文敘明顛末，請循古禮，貢賜往來，永息幹戈。”《聖武記》卷6，《乾隆征緬甸記下》。
緬王掌事官所寫的“乞和”文書，追述早年吳尚賢促成中緬和好通商之情，將此次戰爭歸咎於木邦土司之播弄，未言清政府貪功開釁之過，請求恢複朝貢關係，罷兵和好，“永息幹戈”，應當說確是誠意議好。可是，乾隆帝卻因其僅遣被俘掠兵丁送書投獻，緬王未“束身歸命”，又未“專遣大頭目齎表前來”，而認為其“甚屬狡猾，殊難憑信”，“顯係嚐試於我”，拒而不許。《清高宗實錄》卷812，頁7、8.
二、廣調兵馬撥銀千萬兩大舉攻緬。
乾隆皇帝拒絕了舒赫德、鄂寧停兵議和的建議，不允緬甸“求降”，廣調兵馬，趕運糧草器械，準備大舉進攻臣服全緬。
早在乾隆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他即因將軍明瑞“懸軍深入，接應最為緊要”，而諭派北京滿兵六千和索倫兵一千名備馬一萬匹。《清高宗實錄》卷803，頁22、27，卷804，頁41.二月初五日，即明瑞敗死小猛育之前五日，他諭軍機大臣：福建水師兵丁，於駕駛戰船等事，素稱精熟，著於沿海營伍內，預行簡選利捷諳練兵丁，酌派三千名，以備應用，待再降諭旨時，即令漳州總兵葉向德領往永昌。過了三天，二月初八日，他又下諭：征緬需用水師兵丁，吉林兵“平日渡河戰陣，勇敢得力”，調熟習水性能造船之兵一千名，令明亮帶領來京，領往雲南。同日他又諭令雲南巡撫鄂寧備辦造船所需一切物料。同月十三日，他因“綠營兵甚為無用”，調荊州滿兵二千五百名、成都滿兵一千五百名，令其迅往永昌。十五日得悉木邦失陷，乾隆帝諭增派索倫兵一千名，前往雲南。其後，又增遣索倫兵一千名、厄魯特兵一千、四川瓦寺和雜穀士兵二千名，增成都、荊州滿兵二千名，以上增派滿兵九千名、索倫兵三千名、福建水師三千、瓦寺士兵二千，厄魯特兵一千，共增兵一萬八千名，加上雲南兵一萬六千、川兵七千、貴州兵四千餘，滿漢官兵多達四萬餘人，備有馬騾六萬餘匹。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