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把盡快削平會黨的希望寄托於常青身上，給其提供了很多優越條件。四月初四日他接連下達三道重要諭旨，講了四個問題。其一，授常青為將軍，以福州將軍恒瑞、福建陸路提督藍元枚(由江南提督調任)為參讚，“俾事權歸一，軍威益振，以期迅奏蕩平，綏靖海疆”。其二，嚴肅軍紀，誅戮逃將。海壇總兵郝狀猷統兵三千餘名，係“派往南路剿捕大員”，收複鳳山縣城後，理應一麵派兵，設卡防守，一麵親率將弁，征剿敵軍，“乃安坐營盤”，既不能先事防禦，又當聞聽參將瑚圖裏被敵攔截之時，不即親督弁兵前往接應，奮勇衝殺，反而畏敵退避，潛回郡城，官兵紛紛潰散，致使鳳山縣城又複失陷。“似此畏怯偷生之員，若不明正典刑，其何以肅戎行而昭軍紀！”著常青將郝狀猷在台灣郡城眾將弁之前正法。參將瑚圖裏身係滿洲，前當會黨攻打鳳山時，所統兵丁即為敵軍衝散，本人倉皇騎馬遁回府城，已有應得之罪，此次又畏懼敵勢，潛行逃避，罪責難逃，著常青將其正法示眾。其三，處治黃、任。黃仕簡、任承恩貽誤緊要軍務，“均應按律即行正法”。但念黃年老有病，任承恩又係總兵任舉之子，任舉於金川用兵時陣亡，其長子又以救火得傷身亡，無有子嗣，任承恩亦無子，若將任承恩正法，則臨陣捐軀的任舉竟至絕嗣，二人均可免其一死，將黃仕簡所襲一等公爵革去，令其長孫黃嘉謨承襲。其四，增派援兵。台灣現有援兵一萬三千餘名，常青又飛谘添調閩、粵、浙兵七千名。李侍堯等已調廣東潮州、碣石二鎮兵四千名。因浙兵“向來柔懦”，著停調，改派福建駐防滿兵一千，代替浙兵，由福州將軍恒瑞率領赴台。福建續調的二千名兵士，著藍元枚統領。一共增派援兵七千名。
在此前後，乾隆帝又連續下諭，指授用兵方略，勉勵將弁奮戰。他在三月二十七日降旨：若必待粵兵至台，始行進剿，則“竟須至五月，豈不曠日持久”。著常青將台灣現有之兵，“擇其精壯者，親身帶至大裏賊巢，痛加殲戮，將首犯林爽文擒獲，其餘附從，自紛紛瓦解，固屬甚善”。若台灣之兵“實不可恃，必須接濟”，則待粵兵到後再進攻。四月初一日，他又降諭給軍機大臣，強調集中兵力征剿。他說：康熙年間進剿朱一貴，不及一月即成功，“蓋由大兵會合一路，由廈門進攻，聲威壯盛，賊匪望風膽落，故能一舉殲滅”。此次黃仕簡、任承恩係分路渡台，其餘將弁又各由別途陸續起行，“已覺兵勢稍分”。二人赴台後，理應會合，“厚集兵力，直搗賊巢，將首惡縛擒，餘黨自必瓦解”，乃二將僅派撥各將“零星打仗，四處堵禦，以致賊匪從而生心，得由山徑繞道蔓延，各處嘯聚，官兵轉為所牽製，兵分而力見單”，幸而敵軍未施巧計，否則“豈不又蹈木果木之覆轍耶”？“著常青抵台灣後，即將各路官兵調集，會合一處”，“以期兵威壯盛，士氣振奮，專力全赴賊巢搜剿，斷不可又蹈黃仕簡、任承恩故轍，輕分兵力，觀望遲延，俾賊匪得以四散牽製，蕆事致稽時日也”。
過了兩天，四月初三日，因李侍堯奏林爽文於家鄉“掘壕放水，多築土牆，安設炮位”，他又降旨：“賊黨盤踞穴巢，以圖並力固守，看其光景，別無他圖竄匿之計，轉可聚而殲戮，其事尚屬易辦”。但恐大兵雲集，四路圍攻，敵軍計窮力蹙，竄入內山，致稽緩時日，著常青抵台後，“即將各路官兵調集，會合一處，揀派精銳，親行帶領”，直赴敵巢，“奮力圍剿，務將首惡林爽文一鼓擒獲，餘黨殲除淨盡”；至於堵其後路，不使竄入內山，則責令柴大紀戴罪立功，“專力堵禦”。若其能拿獲首犯，不使餘黨一名漏網，則可宥其前罪，並錄其功，否則惟柴是問。不久，因常青奏請遣派曾經參加過戰爭的侍衛、章京前往帶兵進剿，他於四月十三日下諭，派烏什哈達等八員即日起程，星馳前往。
四月二十日，閩浙總督李侍堯之折到京。李侍堯奏稱：鳳山再失之後，“賊匪益肆滋擾，府城現添雇鄉勇萬餘人。又彰化縣屬，僅存鹿仔港一處尚在固守，各村老幼男婦來避匿者不下萬餘入，無處得食。經該道府等請撥銀十萬兩，米十萬石，接濟賑恤。臣以鄉勇本義民所雇，固屬急公向義，實亦自衛身家，避難民婦應於剿匪事竣，量為安插撫恤，是以概行議駁。”素以幹練著稱的李侍堯，這次卻犯了一個特大錯誤。如果真的實行這一辦法，必將驅使數以萬計的難民投入林爽文軍中，嚴重削弱官兵的實力，使地方更加混亂。乾隆帝讀過此折，立即下諭，斥責李之謬誤。他說：李侍堯在廈門一帶籌辦照料，“當以催兵徐渡，接濟軍儲糧餉為要，餘可徐論”。乃李惟慮多用錢糧，恐事竣後難於報銷，止將常青谘取銀十萬兩解往，而對該道府呈請之銀十萬兩、米十萬石概行議駁，“所見甚屬錯謬”。著李侍堯即將此銀、米“速行照數運往，以備接濟”，並著常青就近酌量將多餘兵糧，“散給貧民，務使不致逃散，方為妥協。不然，非去而從賊，即窮極搶奪，皆足僨事。況鄉勇義民既為國家禦賊，兼可衛其資產，是以為我出力，今既日久賠墊，既有陣傷亡故，又不能保其所有，亦必逃散從賊，兵丁弁備尚難望其枵腹從事，而況此眾民乎！”“前據常青奏稱，賊匪將所掠糧米，廣為散給，要結人心，以致日積月眾。豈閱時未久，該督遽至忘懷耶！著傳旨嚴行申飭”。③。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