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佛陀在菩提樹下悟道，生命原本具備獨立自主的能力，隻是我們看不到這一點，所以才四處追逐，尋找支撐。一旦開啟這個內在精神寶藏，我們就可以隨遇而安。這不是對環境的刻意順從，也不是對命運的無奈妥協，而是由內心獨立獲得的能力。因為，內心獨立了，就不會隨環境變化而受到影響，也無須外在的什麽作為支撐，即所謂的“此心安處是吾鄉”。無論物質多麽貧乏，隻要精神富足，我們就可以快樂幸福，沒有恐懼。
人為什麽活著？為什麽要創造財富？如何使用財富方可心安？這些都是中國企業家階層中的精英群體一直在試圖探索明白的問題。中國傳統國學的精神世界，其實能給企業家們一個簡明而易於長期堅持的修養路徑。
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就是不僅僅為活著而活著，而是會追問“為什麽活著”。這個問題，一問就問了幾千年，過去在問，今天在問，未來還是會問。其實，中國的禪修對這個問題早有非常明確的答案。生命的意義，就在於解除內心的迷惑和煩惱，成為覺醒的人，成為知道自己“為什麽活著”的人。進一步，則是幫助大眾走向覺醒，成就解脫自在的人生。
如果中國企業家有了這樣的人生定位，創造財富就隻是其中的一種手段，一種幫助他們達成目標的手段。對於他們自己可以滿足生存所需，對於社會他們可以做到扶貧濟困，廣結善緣。
在如今缺乏信仰和道德教育的大環境下，中國企業家在精神上很容易迷失。他們急功近利是必然的，惡性競爭是必然的，重利輕義是必然的，市場的混亂乃至失控也是必然的。正是因為意識到這種缺失，企業家們精神的回歸才必須依托中國傳統文化。因為傳統文化所代表的，是一種道德的教育，一種做人的教育，這是我們缺失已久的。這種教育不僅可以幫助中國企業家建立健康的心態和人格，還可以幫助他們樹立崇高的人生誌向，如儒家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佛教所說的“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如果企業家具備這樣的精神，起碼是社會道德倫理的進步。有些精神是跨越政治屬性的，它是人本性的東西。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文化體係一定要以人為本，在以人性為本的基礎上，才有生命力。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實踐創造了人類曆史的奇跡，它使30多年前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迅速成長為今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學家們在回顧改革開放30年時，認為改革開放做的最偉大的事情之一，就是把企業家請回了中國。企業家群體一經出現，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曆史的創造者，成為中國建設市場經濟和商業文明的主角。應該沒有人會否認，企業家是我們這個社會學習能力最強、進步最快、最活躍也最有成就感的群體之一，是今天這個時代創造價值最大、承擔責任最多的群體之一，更是中國30年來經濟快速發展、市場持續繁榮、硬實力奇跡般躍升的核心支撐。中國企業家群體本應該受到全社會的尊重和愛護，但站在轉型的時代大背景之下，由於中國企業家精神的迷失、獲取財富的不擇手段及沒有承擔起社會責任，中國企業家沒有和社會完全水乳交融，這不得不讓人深刻地認識到，企業家與大眾的衝突正在加深。遍地的“衝突”讓企業和企業家群體備受爭議，也讓本來就“樹欲靜而風不止”的社會形態更增添了幾分憂思。淘寶網與網店和消費者的衝突，國美“陳黃之爭”放大了企業倫理的社會問題；奶粉和牛奶係列事件代表了企業追求利潤與保證產品質量之間的衝突；富士康員工“連環跳”惡化了企業與員工的關係，代表了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衝突；巴菲特、比爾·蓋茨這兩個美國富豪赴中國“勸捐”，又體現了企業富豪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衝突；屢屢發生的“募捐門”拷問著中國慈善和企業家的良心。上述的這些“衝突”，歸根結底都反映了中國企業家在精神層麵的缺失，這恰恰也是許多中國企業家真正脆弱的原因。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