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根據後來解密的一些資料，在中東戰爭期間，美國與共和國的軍事機構都製訂了使用核武器打擊對方的戰術與戰略計劃，甚至為戰爭失去控製引發核戰爭做好了準備，但是在整個戰爭期間，雙方的領導人都沒有考慮使用核武器，更沒有想過要用核武器對對方本土進行戰略打擊。事實上，雙方軍隊的高級將領也非常理智。整個戰爭期間，杜奇威與裴承毅都沒有使用核武器的想法，甚至都在避免使用大威力武器。
當然，誰也不能忽視中東戰爭的局限性。
雖然共和國與美國都對中東地區誌在必得，而且絕對無法容忍對方的存在，但是雙方都知道，在做好全麵戰爭的準備工作之前，中東地區的衝突與戰爭絕對不會成為世界大戰的導火索。
正是如此，在中東戰爭結束之後，共和國與美國都對全球戰略做了調整。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共和國與美國當局都知道，世界大戰已經無法避免，誰能首先做好戰爭準備，誰就能在戰爭中搶得先機，從而掌握更大的勝算。事實上，2042年之後，共和國與美國的國內政局多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比如顏靖宇在2047年順利當上了共和國國家元首。美國共和黨則在2044年與2048年的大選中相繼獲勝，從而獲得了21世紀以來最長的連續執政周期。這一跡象足以證明，雙方的決策者都知道，絕對不能在戰爭爆發前自亂陣腳。
更重要的是，還得打亂對方的陣腳。
這就是雙方在2050年擴大國防開支，在2051年大搞金融風波的主要原因。
雖然受大蕭條與國際勢力變化影響，到21世紀30年代中期，也就是印度戰爭結束之後，以美國為主的國際金融與國際貿易體係就分崩離析，地區性經濟共同體與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獲得長足發展，特別是以美國為主導的西約集團、以及以共和國為主導的集約集團是新的國際金融與貿易秩序的典型代表。但是誰都不能否認，不管是共和國、還是美國、或者其他希望問鼎霸主地位的國家與集團，均與競爭對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係與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係、以及以歐元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係並不是完全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
根據聯合國在2045年做的一次調查，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共同體與自由貿易區，即共和國主導的集約集團與美國主導的西約集團的交往程度在40%左右，即兩大貿易區之間的經濟往來相當於其內部流通的40%。顯然，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指標。如果算是由法德意領導的歐盟主導的“歐非集團”（即歐盟與北非經濟安全集團）、由俄羅斯主導的“獨立國家聯合體”、由巴西主導的“拉美自由貿易區”、由南非主導的“非盟”、由埃及主導的“阿拉伯國家聯盟”（實際影響並不大），全球各主要經濟共同體與自由貿易區的交往程度在50%以上，世界經濟仍然具有足夠高的流動性。
正是如此，共和國與美國當局都知道，在金融上下狠手。肯定會給對方造成影響。
事實上，在進入50年代之前，共和國與美國都在避免製造金融動蕩。要知道，在多方爭霸的時候，任何一方的力量都不足以主導整個國際金融秩序，也就不可能采取獨霸政策來打壓與剝削其他國家。實際情況也是如此，除了共和國、美國與歐盟之外，包括俄羅斯這種準大國在內的幾乎所有國家都采取了相對靈活的對外金融政策。拿埃及來說，在2045年的時候，埃及持有的外匯中，人民幣占41%。美元占22%、歐元占31%，埃及央行會根據三種主要貨幣的匯率波動來調整所占比例。如此一來，如果人民幣貶值，埃及央行就拋掉人民幣，換進美元或者歐元，如果美元貶值，則換進人民幣或者歐元。因為共和國與美國的政策往往相互對立，而且國際金融市場也會根據共和國與美國的政策發生波動，所以人民幣貶值往往意味著美元升值，而美元貶值則往往等同於人民幣升值。如此一來，共和國與美國當局都不會輕易讓貨幣貶值，因為這會讓地方獲得好處。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