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來，該協議對共和國常規軍事力量的限製，必然傳遞給共和國的軍事工業，從而對共和國的工業體係、經濟發展與科學技術產生影響，最終使共和國的綜合國力受損，喪失頭號大國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美國國會遲遲不肯批準該協議，擺明了是在看共和國的舉措，因此共和國更沒有理由走在美國的前麵。按照藺慕勳的提議，在簽署該協議之前，共和國必須與美國進行單邊談判，落實軍控細則，比如海軍在以戰艦總噸位為標準的同時，還得明確各種艦艇的比重、單艦排水量的上限、艦種的具體數量等等，陸軍、空軍、天軍與陸戰隊的情況也一樣，絕不能因為一份籠統的、含糊不清的協議讓共和國的國防力量受損、讓共和國的國家安全受到威脅。
作為軍事委員會的主席，藺慕勳擁有很大的發言權。
誰都知道，到了2054年，也就是《倫敦條約》第三階段削減工作即將展開的時候再與美國談常規軍控，肯定來不及了。問題就在這裏，即藺慕勳的目的不是要共和國當局去與美國談判，而是希望用一份與美國的秘密協議，讓《斯德哥爾摩協議》成為一份對共和國沒有約束力的協議。要知道，藺慕勳的首要身份仍然是共和國頭號商人，在他身後不但由全球最大的資源類企業（如果按照總市值計算，三堅集團也是全球頭號企業），還有共和國最大的幾家軍火企業。
事實上，在2052年底，共和國當局就與美國進行了秘密接觸。
當時裴承毅剛剛住進副元首官邸，而他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明確無誤的告訴顏靖宇，《斯德哥爾摩協議》很難在全體代表大會獲得支持。作為軍人，而且是指揮共和**隊打贏了好幾場戰爭、並且在脫下軍裝前（按照共和國的法律，軍人不能參與元首與副元首選舉，所以裴承毅在2051年7月正式退役）當了10年的國防部長，裴承毅非常清楚共和國的國內情況。特別是軍事工業集團對共和國政治體製的影響。可以說，20多年前，王元慶能夠在上任之初就拿日本開刀，與軍事工業集團的支持密不可分。別的不說，整個日本戰爭期間，以藺彥博為首的一批共和國商人就為國家捐助了上萬億元的戰爭經費，不然共和國也不可能在短短數個月內打敗日本。如果再往前追溯，在趙潤東時期的半島戰爭期間，乃至紀佑國時期的東海戰爭期間，共和國的軍火商人就參與了戰鬥，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支持共和**隊南征北戰。正是如此，到了21世紀中葉，幾乎沒有人敢懷疑軍火商在共和國政治體製中的影響力，不然也不會在2052年的換屆選舉中出現那麽多軍人代表。隨著戰爭威脅再度逼近，不管共和國當局是否承認，軍火商的地位再次得到提升，對國家政治生活與重大戰略決策有著不亞於國家元首的話語權。
正是在裴承毅的建議下，共和國與美國首先進行雙邊接觸。
事實上，美國當局也麵臨著同樣的問題，即美國國會不可能簽署一份讓美國常規軍事力量銳減三成的軍控協議。如此一來，美國總統要想說服國會的那些大佬，就隻能設法與共和國達成秘密協議，在常規軍控上做點手腳。
在此情況下。雙方一拍即合，很快就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達成一致。
拿海軍艦隊規模來說，在《斯德哥爾摩協議》中明確規定了戰艦的性質，並且對戰艦的種類做了劃分，卻沒有對戰艦之外的非戰鬥類艦艇做任何限製，比如沒有對運輸艦與補給艦的數量與規模做限製。如此一來，共和國與美國都可以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即將部分具備戰鬥能力的艦艇劃入非戰鬥類艦艇行列之中，在和平時期並不配備武器，在戰爭時期再為其配備武器。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是“海上平台”係統。如果將該係統拆解，各個組成部分都是非戰鬥艦艇，隻有在組合的狀態下，才具備支援海軍航空兵的能力，成為典型的作戰艦艇。如此一來，共和國與美國完全可以按照該係統的標準設計運輸船隻，最多對結合部分做一些限製，到戰爭時期加以簡單改進就能成為戰鬥艦艇。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