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離不開鹽，這就決定了誰也逃不了稅收。
管仲食鹽官營的“官山海”計劃出籠後，齊國的鹽價飛漲至它國數十倍。
在鹽專賣製度下，鹽的生產、銷售和定價都由官府組織執行，導致其商品屬性退化。
鹽再貴，人還是要吃鹽，民眾的財富通過鹽這個媒介迅速流進齊桓公的金庫。
司馬遷在《史記》中評價道：“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
從齊國始，食鹽成為國家統治的根本，秦時鹽利更是20倍於古。一個偌大帝國，在接下來的長達2000多年的時間裏，竟然依靠普羅大眾每日必需的小小調味品來支撐，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曆史上的奇跡。
漢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漢武帝正式實行鹽鐵專賣政策，“籠天下鹽鐵”，由政府募民煎鹽，食鹽官收、官運、官銷。
在27個郡共設鹽官36處，主要分布在沿海、西北和西南產鹽區。桑弘羊曆任大司農中丞、大司農、禦史大夫等重要職務，掌管天下財政大權40餘年，是鹽鐵國策的主要策劃者。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在漢昭帝的主持下，從全國各地趕來的60多位民間知識分子，與禦史大夫桑弘羊就鹽鐵官營展開辯論，這就是著名的鹽鐵會議。
這次鹽鐵會議其實是法家與儒家的辯論，結果是雞同鴨講，沒有達成任何結果，唯一的收獲或是作為會議記錄的《鹽鐵論》。
“外不障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儒士們所提出這種自由經濟主張，與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體現的商業思想一樣，完全吻合1800多年後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和小政府理論。
三國時期，魏蜀吳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鬥爭不斷，食鹽幾乎被視為國家的生命線，“夫鹽，國之大寶也。”
兩晉以後，鹽業專賣製度進一步加強，《晉令》載：“凡民不得私煮鹽，犯者四歲刑期，主吏二歲刑。”
唐朝的鹽利收入達到了“中央實際總收入的二分之一或至少達到五分之二”。
為了籌措軍費鎮壓安史之亂，唐朝始立榷鹽法。榷的意思是獨木橋。
將鹽戶生產的鹽全部低價收購起來，然後再高價賣給民眾。
實行民製、官收、官運、官銷的嚴厲鹽政製度，嚴禁私煮私販，違者一斤一兩皆處極刑。
榷鹽法實施後，鹽價驚人上漲了36倍，每鬥達370錢，而官府因此可獲得120倍的超額利潤。
唐代劉晏任鹽鐵使之初，鹽課歲入40萬貫，大曆年間天下財政收入為 1200萬貫，而鹽利占其大半是國家歲入的一半。
即使安史之亂平定後，榷鹽法仍在繼續，其他物價都在回落，隻有鹽價逆市日漲。
宋帝國曾為當時世界最富有者，鹽利貢獻最大。
慶曆年間的鹽課高達715萬餘貫。
南宋政府財政中，“鬻海之利居其半”。
在食鹽財政之下，北宋時期出現了“鹽鈔”和“交子”。
作為一種信用票據，鹽鈔就是“用鈔請鹽”。
對南宋朝廷來說，包括軍費在內的一切費用悉取於鹽鈔，故時人有語“南渡立國，專仰鹽鈔”。
“交子”由四川的16家鹽商聯合印發，一交為一緡，這成為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元朝政府鹽課最多時為766萬餘錠，財政支出的十之七八依靠鹽利。
元代的鹽政更加苛刻和嚴密，“國家財賦，鹽利為盛”，“國之所資，其利最廣莫如鹽”。
明代軍費一直居高不下，“國家財賦，所稱鹽法居半者，蓋歲計所入，止四百萬，半屬民賦，其半則取給於鹽莢”。
明朝政府借鑒宋朝的鹽鈔，以“鹽引”控製食鹽專賣。商人每給邊關運送200石糧食，官方就給一張引票，憑此引票，商人就可以在兩淮或河東換鹽去賣，其中的差價就是商人的利潤。
自劉晏創立民製、官收、官賣、商運、商銷的就場專賣製以來，沿用855年，至明萬曆時代才被民製、商收、商運、商銷的商專賣製所取代。
此後綿延300餘年官督商銷權力尋租的紅頂商人時代亦自此開啟。
清朝實行官督商辦，就是國家隻出售限量的許可證，而不直接買賣食鹽。
在完全的壟斷體製下，乾隆時代食鹽的購價與銷價相差3-4倍，年利潤率則高達194.1%。
有清一代，鹽商壟斷鹽引的情況遠比明代嚴重得多。
依靠對食鹽的特許經營權，鹽商完全有別於普通商人，與朝廷和官府的關係要密切得多。
一方麵，揚州鹽商以專利而暴富，另一方麵，上至皇帝，下至鹽務和地方官吏，皆以鹽商為利藪，競相分肥，導致食鹽成本越來越高，價格越來越昂貴。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