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僅僅是討論“治大國如烹鮮”這個概念，可以秦楓的第一部分已經透了。
但秦楓的亞聖試，明著是考“治大國如烹鮮”，實則考的是他對治國理政的理解，甚至可以，考的是他的成道之基——經世致用。
如果不能理解道亞聖試的真意，那就絕對不可能做出可以引發地異象的神作。
對於秦楓現在來講，勉強過關，就等於沒有過關。
必須要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執著，才可以寫出震驚下的佳作。
青煙嫋嫋，已燃盡一半，秦楓卻是提筆飛快，開始寫第二段落起來。
法雖嚴尤有“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道德終究難以替代法律，儒家的治國最後極有可能會變成君主獨裁的人治，或是群儒昏昏，和稀泥做爛好人的從眾政治。這樣一來，即便製定了嚴苛的法律，在執行上，也會遭到重重阻撓和幹擾。
但如果完全拋棄儒家的德治，法條又會變得機械而冷血，難免成為暴君政治。
最關鍵的是，秦楓根據前世和今生，三世輪回，兩個文明的經曆，提煉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觀點。
所有的法條，最終保護的都是法律製定者所在階級的利益。
因為有了法律的存在，製定法律者可以堂而皇之地剝奪下層階級的應得利益，各種權力，甚至是生命。如果各方勢力還有所兼顧還好，如果掠下甚重，就會成為剝削下層的惡法。
而“惡法非法”就成為了諸子中反對法治主要論點，站在統治階層製定的法律就是惡法，惡法不如沒有法律！
這樣看來，儒家與法家的對立似乎走進了死胡同。儒家的核心觀點在於“仁愛”，而“仁愛”要想真正實行，則需要實行“推恩”，也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別人卻無動於衷，甚至恩將仇報之事，數不勝數。
這徹底破壞了儒家的規矩。
這就造成了儒家在現實中的薄弱和軟肋，也成為了法家用以抨擊儒家的工具。
秦楓寫到這裏，微微停筆，輕歎了一聲道：“所以應該要融入道家的思想，這樣的治國之策才能夠圓融……”
秦楓提筆繼續寫道。
所以就應該法德並舉，對必須做的事情，或不許做的事情，如孝順老人，愛護孩，殺人抵命等等應用“法”加以製約。
同時，應吸收道家無為而治，尊尚道的特點，杜絕法家“製命而用之”，什麽都想管，什麽都想控製的壞毛病，遵循道規律，順意，知命而用之。
應立法者，必立法，但法不可過細，否則便是違逆道，過猶不及，必當遭受反噬譴。
對於法所不能控製的範圍，再以“德”加以規勸，以教化提升百姓，尤其是執法者的道德水準。
因為有法可依，執法者可以控製的自由裁量權，就會變得很，也就可以進一步減少人治中“徇私枉法”和“收受賄賂”的問題。
寫到這裏，秦楓的第二部分，幾乎是將治國中的“德”與“法”，“有為”與“不為”又得透徹無比。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