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岸人為了保住李順政權，曾經通過郭普夏給李來亨總結了一套從思想領域分化、瓦解士紳敵對勢力的思路，即重新定義傳統的儒家學，並搬出了最近幾十年內的一些思想家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徐光啟、方以智、梅文鼎、顏元等人的著作——這裏插一句，上述諸人的著作，李順政權讀的人都少，讀通、讀透的更是不多，反倒是東岸人一一搜羅，並在本土首都專門請人研究——從中引申出了一些全新的理論，重點抨擊了此時占據思想界主流的宋明理學思想。
比如，他們拿出前明李贄的“童心”，對理學家宣揚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等思想進行了批判，正如“夫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給於孔子而後足也。若必待取足於孔子而後足，則千古之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
李贄認為人不能被傳統禮教所束縛，主張衝破一切傳統藩籬，追求自己獨特個性的生活，鼓吹心靈的覺醒，歌頌真實的人生，充滿了人文主義思想，與歐洲衝破中世紀藩籬的文藝複興思想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這種從思想領域瓦解敵對勢力的招數，對東岸人來也是第一次實施。他們在國家情報總局的牽頭下，將李順政權當做一次大規模的社會實驗，觀察這種思想武器的效果。當然他們也做好了失敗的充足準備，原因就是中國傳統守舊的思想太根深蒂固了——雖然東西方同時出現了衝破傳統舊秩序的思想領域的變革，如人文主義思想，但這種思想在歐洲此時已漸漸成為主流，可在中國自從誕生後就一直是眾的異類，始終未獲得多少人的認可，拿來招攬信徒、團結同誌可以，但若想靠這個一舉突破舊社會的枷鎖，還離得很遠，可能需要幾十年乃至上百年不間斷的思想領域的洗禮，使得更多的人認可它，正所謂西風東漸是也。
好在李順政權對東岸人也比較信任，推行起這種所謂的“新政”也比較雷厲風行，並且看到了其中的好處，嚐到了一定的甜頭，故不論地方士紳及他們掌握的輿論界如何口誅筆伐，他們始終堅定地維護了新興的工坊製造業和商人階層。而這些商人階層也比較機靈，通過與大順軍閥們的集合，政治上獲得了靠山，然後開始在經濟上資助信奉李贄、顧炎武等人啟蒙思想的所謂“新儒生”，讓他們想方設法為自己這個群體話，在輿論界發聲，雖然目前看來效果還很不理想，但比起前明時低下的社會地位已經強上不少了。至少，在李順政權治下，他們不再是那種任人宰割、沒有任何社會地位、帶有原罪的“逐利之徒”了，這就足夠了。
郭普夏的副官對順國思想領域的社會變革也進行了重點描述，指出國家情報總局搞出的這通社會實踐目前看來對李順政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且從長遠來看，如果李順政權的接班人能夠保證政策持續性的話（即接班人不要被傳統士紳給同化），未來肯定會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而這才是他們能夠戰勝表麵上看起來比他們強大得多的清國的最主要依仗——當然也少不了東岸人的支持，否則一切都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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