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山中無日，我們這群狂熱於詩歌的潑皮，那些年多在昏天黑地的酒鄉書夢中，憤世嫉俗地揮霍著青春。每到周末，鄉下教書的同人都要進城燕聚；我們刻蠟版油印地下詩刊，各自談每周讀書心得，相互辯難，恍有稷下之風。夏日深夜，一輪好月照臨煙火寂寥的孤城，街肆渾無人跡。酒酣的蘇家橋提議，何不裸體上街“行散”——行散是指魏晉中人服下五石散之類藥物後，燥熱難當，必須裸身奔走以便發散藥力——於是我們也就寸紗不沾地上街漫步。幾個白花花的醉軀晃蕩在尋常巷陌，偶爾窺見的人必定驚駭地以為，土家趕屍的隊伍竟然再現於當世。
這樣行散之時，往往殘醉猶在。那時的我輩，每多促狹放誕之舉；路遇一些機關門前掛著的名稱木牌，蘇家橋與我便去憤憤摘下，兩人抬著一路狂奔，再尋一角落扔下。某次扔後他才發現，木牌上赫然大書的是“人民法院”，朗聲大笑曰：這個惹不得。於是，我們又嘿咻嘿咻地抬回去掛上。
那時我們要坐三天長途汽車，才能抵達省城。我們與山外的唯一聯係，是讀書。如饑似渴的，使我們與漸次開放的時代保持著同步的成長。於是知道我們這個深山僻野的詩社，事實上也在呼應著山外的新文學社團運動。其時，我們也曾多麽渴望走出那群山的包圍。1984年的冬天，傳來大西北招聘人才無須檔案戶口的消息，我決定西出陽關。蘇家橋聞之，擔心我獨行有險，一去難歸，當即回家打好行裝，準備與家人不辭而別。惜乎那一次的突圍，後來竟因我家的幹預而終未成行。
1988年，我終於再次畢業分到海南。回山辭別，那時他也調到了州府某中專任教。他從利川送我到恩施，過家門而不入，又陪我坐貨車到武漢。想到旅途迢遙，孤乘無趣，他遂陪我火車到湛江。還是不忍看我獨行遠引，又顛沛到海安；最後幹脆一帆渡海，萬裏相送到了海口，次日才又獨自踏上漫長歸途。那時我們都是囊無餘錢的人，這樣的友道深情，不啻桃花千尺矣。
五
蘇家橋的孤憤同樣源自其家世。其父與家嚴同為小地主之子，同時在恩施易幟之後投身革大第一期，同屆結業分往利川，在文沙場剿匪；蘇父是區長，家嚴任書記。“文革”期間，蘇父是人民銀行行長，蘇母是食品公司幹部。就像當年的諸多家庭悲劇一樣，父親成為“走資派”被打倒批鬥下放之時，母親卻成為造反派站在了對立的一方。
政治路線的人為劃界，使得這個家庭瀕臨分裂。他的哥哥姐姐皆已下鄉，幾歲的他不得不每天麵對父母彼此的唇槍舌劍和輪番被批鬥——因為“文革”的真實情況並不是造反派一直在上，造反派也並不都是打砸搶人員。多數造反派甚至可以說是當年的“右憤”，長期對社會不公的憤恨，使得他們在領袖的召喚下，站出來開始挑戰官僚體製。就算“文革”中，造反派也曾幾反幾複地被打下懲處。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