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張愛玲還是時不時喜歡佇立於窗前，隻是窗外的街道上，歡騰熱鬧的人群，仿佛升得比平時高一些的那輪日頭，已表明，日後必定是換了一幅人間的圖景。她也許跟著增添過一絲淡淡的歡娛的心情，給自己的過往畫上一個若即若離的句點。可是她還要謀生，而此時，可供她發表作品的途徑，隻剩下一份令她對底層人民的疾苦感慨良多的《亦報》。她從1947年7月——1948年7月，整整一年時間，以“梁京”為筆名，連載了長篇小說《十八春》和中篇小說《小艾》。這兩部作品都已引入政治潮流的因素，可還是挽回不了她唯一的發表渠道——《亦報》岌岌可危的地位，在她離開上海赴香港不久，此報就被停刊了。
政治潮流令她感到時不我待。有人說張愛玲不曉得政治，其實不然。如果她沒有政治嗅覺，不可能在短短時間內將自己的創作調整得一如《十八春》和《小艾》般徹底，但未必是她想要的。於是，她穿著不合時宜的過了時的白絨線衫旗袍出席了上海第一次文代會，不知是由於抗拒，還是不喜歡列寧裝，還是沒有悟到自己的裝束會起什麽負麵的作用，總之，一切令她感到無法釋懷，更無所適從。於是她在《亦報》被關閉之前，動身去了香港。可見，她對於自己的去向，有著獨到敏銳的眼光和迅速及時的行動，並非如一般人想像的那樣不解政治。
在香港，她靠著女作家的名氣謀到一職——在美國新聞處任翻譯。此間，她翻譯的海明威小說又在香港刮起了一陣旋風，被譽為經典。隨後，她同紅樓夢研究學者宋淇切磋著，寫就一部《秧歌》，後又寫了《赤地之戀》，還是不免旋即被解讀為受美國新聞處指使而作。即便在政治觀點上受到非議，如果尚能引起注目，倒也可以成全一個作家的收入。然而，《赤地之戀》連《秧歌》所激起的強烈反響都得不到了。
香港此時開始漸漸在經濟和文化包容方麵趕超上海。然而未來都市的消費文化，還不是張愛玲可以預見，或者甘心囿於其中的。香港她曾來過，殖民地的舊氣息仿佛鑲了金邊的鼻煙壺，腐敗著舊時的遺跡，畢竟還是會令她十分不堪。當初的沉香屑飄離出的不絕如縷的魅惑氣味，此時卻愈發放縱著她海闊天空的，一如呼吸著早晨剛清醒時的空氣一般的情思遐想。而今，文學自由的土壤，似乎在中國，隻有小小彈丸之地的一隅，才索性可以容留幾分。然而，容納下自由的空氣，也會同時藏汙納垢，一樣擺脫不掉那片晦索陰暗的荒涼之感。
這時，她因同美國機構接觸，便對美國這自由的土地，產生深切而渺遠的向往。天地之大，不會沒有文學理想的一片立錐之居。然而她在美國並不認識誰，唯有一個閨蜜炎櫻，是混血兒，但也並不在美國。有誰能於大洋彼岸的遙遠國度裏，給她些指點呢？深諳中國傳統文化關係哲學底蘊的張愛玲，知道自己隻身留洋，如果沒有貴人相助，恐怕還是會禁不起獨自闖蕩世界的風霜雨雪，到頭來落得竹籃打水一場空。
她已沒有了退路。躑躅良久，終於想到了胡適。
胡適與胡蘭成同姓，但品行卻相去甚遠。這位大學者，論出身，與張愛玲都是安徽績溪人。論成名，他們又都是得益於上海淪陷區中虛假的平靜。學者大家渾然天成的胡適，早在1939年，就被諾貝爾文學獎提過名。他不但是第一個提倡白話文寫作的學者，而且同陳獨秀一道，同是五四運動的發起人。在政治上，他曾任國民黨駐美大使。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